“鄉村振興關鍵在人”。農村人口是鄉村振興的主體，鄉村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鄉村人口的走向事關鄉村振興美好目標的實現。《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強調要“應對好村莊空心化和農村老齡化、延續鄉村文化血脈、完善鄉村治理體系”。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p>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我們應當準確、客觀、全面地看待當前農村的現狀，比如村莊空心化和農村老齡化問題。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問題實質上是鄉村人口的“留”與“流”的問題。一方面，在教育和家庭生命周期推動下的農村人口大比例外流，留在農村的適齡兒童和青壯年人口大幅減少，使得村莊老齡化給村莊整體人力資源水平帶來的負面后果進一步加劇。另一方面，與西方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流動表現出“單向遷移”的特點有所不同，我國農村人口流動更多呈現出“往返流動”特征。正是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人口流動特征，使得農村人口從城市回流并留在農村工作、生活成為可能。

總體而言，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我們應當高度重視農村“人口流動”問題，要精準施策、對癥發力，為農村人口提供相應的制度性支撐條件，將農村人口轉“流”為“留”，從而有效解決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問題。

第一，大力發展縣域產業。這是流動人口返鄉的基本抓手。縣域包含著“縣城—鄉鎮—村莊”三級體系。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農村人口回流的重要切入點，首先要發揮縣城作為縣域中鄉村之首和縣域經濟發展龍頭的作用。從就業角度來講，縣城既是那些離開鄉村外出務工村民的首選之地，也是那些準備從城市返鄉就業創業農民工“鄉腳的新中心”。通常，農民工返鄉并非簡單地返回鄉村，更多地是返回家鄉的鄉鎮、縣城，而且返鄉是以流動的方式、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實現的。對那些漂泊在城市中的大部分農民工而言，落戶或者返鄉的抉擇已成為日常工作之外需要不斷思考的一件大事，而對于那些因勞動年齡的限制或家庭生命周期而返鄉的人來說，縣域產業的發展能否為他們提供有效的就業崗位是影響他們返鄉的重要經濟動因。因此，要壯大縣域經濟，培育縣域支柱產業，吸附返鄉勞動力，重新聚集村莊人氣。

第二，完善公共服務供給。這是流動人口返鄉的基本保障。有道是“進城容易，回鄉難”，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城鄉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衡。以城鄉教育資源供給為例，家庭對子女教育和人力資本培養的投資急劇增加，因為確保子女的社會地位是實現家庭社會地位維持甚至提升的一個重要途徑。為了追逐優質的教育資源，家庭進行了理性化的選擇，突出表現為具有前瞻性的空間投資，即在縣城或周邊的城市提前購置房產，以便滿足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畢業后加入當地勞動力市場所需。與追逐就業機會的動機結合在一起，追逐優質教育資源和前瞻性的家庭空間——地產投資，加劇了鄉村年輕人口外流的趨勢，并繼而引發后續的人口外流，表現為老年父母前往縣城或者周邊城市為已經外遷的子女看護孩子。因此，鄉村振興的過程就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給城鄉人口均等的發展機會是鄉村人口返鄉落地的關鍵一步，更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指標。

第三，推動數字技術賦能。這是引導流動人口返鄉的動力機制。隨著“互聯網+”時代到來，小城鎮工商業發展曾經遭遇的信息不對稱，在數字技術的賦能下已經得到很大緩解。在數字鄉村建設浪潮中，蓬勃發展的農村電商吸引外出務工的農村人口返鄉創業，重新進行勞動分工，推動地方特色產業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農產品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推動了農村產業興旺、農民生活富裕，為更多農民工返回家鄉就業創業提供了契機。與此同時，在這波外流人口返鄉以后，使得原本殘缺的農村家庭重新得以整合，家庭角色的重新歸位促進幼有所教、老有所養，農村留守問題和老齡化問題得到極大改善。由此可見，數字時代為鄉村發展提供了許多新的機遇，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一類新的技術條件，為流動人口返鄉創業、回歸傳統家庭提供了新的動能。

第四，重構傳統文化價值。這是型塑流動人口返鄉的社會基礎。在幾千年文明進程中，中國形成了“家本位”的核心觀念，在“以家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不斷往外延展所形成的人倫、社會關系，使得那些流動人口在自身的潛意識和觀念里不斷型塑著回歸家庭的傳統社會文化價值。有學者認為，家庭這一基礎性制度和本源型傳統是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的特色，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了必要的關聯。因此，如何讓新一代的年輕人有動力返鄉、建設家鄉不僅僅是資源配置的問題，也需要我們從文化的意義上去重構一套價值體系，作為支撐流動人口返鄉、留鄉以及建設家鄉的社會基礎。

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應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