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戰后國際秩序”，這是個很大而且相當復雜的問題。一直以來，國際上一些知名學者和政治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希冀從中獲取歷史發展的軌跡和經驗教訓，如實認識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和時代的變遷。

二戰后：積極主導者

二戰即將結束之際，為創建一個不同于戰前的國際秩序，美國未雨綢繆，大力推動成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國際組織，試圖從政治安全、金融和經貿三個方面引領世界。

此時，英、法等歐洲國家實力下降，蘇聯遭受戰爭嚴重創傷，中國行將陷入內戰，唯有美國遠離戰場，最后參戰，保存了最強的實力。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方面，美國均位居首位。因此，它主導啟動戰后國際秩序的建立，順理成章。包括聯合國在內的這些國際組織的先后成立，標志著戰后國際新秩序已具雛形。《聯合國憲章》　確認主權平等、反對使用和威脅使用武器、維護任何國家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以及不干涉內政等原則，表明聯合國是一個新型國際組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得到反法西斯陣營各國的普遍贊同。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當時說服蘇聯和英國，堅持中國也應是創建聯合國的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不論當時出于何種動機，都應予以高度評價。

在聯合國成立大會上，杜魯門總統充分肯定聯合國及其憲章的里程碑意義，并告誡世人說：“我們大家必須承認——不論我們的力量多么強大——我們必須放棄那種經常為所欲為的極端自由。沒有一個國家或區域性的集團，可以或者希望以損害任何別的國家而獲得任何特權。”杜魯門的話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在踐行《聯合國憲章》過程中，大國可以、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甚至某種形式的主導作用，但千萬不要“為所欲為”、“妄自稱大”，更不能背道而馳。

冷戰：一個負面角色

但好景不長。1946年，冷戰爆發。當年3月，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著名演說，拉開了“鐵幕”和東西方兩邊的對立。次年，杜魯門進一步發展丘吉爾的“冷戰理論”，提出“杜魯門主義”。一般認為，“杜魯門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一個新的“急劇轉變”。蘇聯認為，“杜魯門主義”是美國對蘇聯控制地區及其擴張的一個公開威脅，是對別國內政的干涉。很多學者認為，這是美蘇之間“冷戰”正式開始的重要標志，是二戰后的大國主義典型。從此，世界便“一分為二”，進而又“一分為三”，即在“鐵幕”的兩側，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和所謂“東西方對抗”，后來，又出現了“不結盟運動”群體和“三個世界”理論。這一時期，美國在戰后國際秩序方面的“積極角色”開始發生了向“負面角色”的演變，聯合國已成為美國利用的工具。

戰后初期構建的國際秩序，在兩大陣營中各自做出不同解釋，采取不同的實踐。美蘇兩大盟主都力圖控制自己的盟國，推行自己的國際秩序。兩大陣營政治沖突不斷，軍事緊張對峙，經濟貿易很少往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經歷了美攻蘇守、蘇攻美守、互有攻守的歷史時期。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三個世界”理論，還有舉世矚目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這是冷戰時期的一大亮點，是國際秩序與時俱進的發展。它們不僅充分肯定、而且大大豐富和發展了《聯合國憲章》精神，順應了時代的訴求。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美國仍占優勢地位。但是，1955年朝鮮戰爭結束，美國沒有打勝一場局部戰爭。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泥潭，以失敗而告終。特別是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宣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從此，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作用已經大大下降。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營歷經波蘭、匈牙利、捷克事件，內部矛盾逐漸積累。中蘇兩國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日趨表面化。“為了美國的利益”，美國開始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和中國接近，這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1972年，尼克松總統正式訪華，中美關系開始逐步走向正常化。美國和蘇聯為爭奪國際秩序主導權的斗爭，由于蘇美中大三角關系的變化，美國略勝一籌。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鏖戰十年，最終撤出阿富汗。從此，蘇聯走向衰敗的道路，終至解體。美國從而又鞏固了它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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