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藝新社區居民在整理剛被強拆的住房，這一片區已經在今年初被確認征收決定違法，撤銷補償安置方案，但強拆沒有停止。

上篇

南都記者 陳顯玲

吉林省原副省長谷春立落馬，引發人們對他曾主政七年的遼寧省鞍山市大拆大建的集中關注。而在鞍山下轄的縣級市海城，一種持續四年多的政府和法院的“合作”拆遷模式仍在進行：在將被拆遷人變成被告后，迅速強拆那些尚未達成協議的住房。

在遼寧官場，海城是個有些“特殊”的縣級市，外地赴任遼寧的主要領導，多把海城安排為調研首站。

但在最近4年間，數十份舉報材料拼湊出了海城的另一面，它的關鍵詞是“排除妨害，先予執行，強拆”。近年來關于海城的舉報，大都指向這種“獨特”的拆遷模式。

在多位關注拆遷的律師眼中，以社區、街道或管理區的名義，起訴被拆遷人排除妨害，然后法院下先予執行裁定書，政府組織強拆的模式嚴重違法。但這種備受爭議、與最高法院精神背道而馳的拆遷模式，正被規模化地應用于海城全市的拆遷當中。并且，全國只有海城以此作為快速拆遷的主要“利器”。

鞍山法院系統人士指出，這種讓百姓深受其苦的拆遷模式成型于鞍山原市委書記谷春立瘋狂拆扒之時，并得到鞍山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宋景春的支持推廣，如今兩人均已被調查免職。

排除妨害—先予執行—強拆，這種政府法院合作拆遷模式成型于吉林“首虎”谷春立主政鞍山時期，并得到鞍山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宋景春的支持推廣，如今兩人均已被調查免職。

強拆“快招”

一社區上百被拆遷戶被告“排除妨害”

拿著海城市人民法院的傳票，海城市公務員范士純有些蒙了，因為沒有談妥拆遷補償，他成了被告，告他的是所在的海州管理區藝新社區，案由是“排除妨害”。

自2011年開始，“排除妨害”這個民事法律行為被并不擁有百姓房屋物權的管理區、街道和社區拿來在拆遷中大規模使用，成為加快拆遷的工具。

范士純收到的民事起訴狀顯示：居委會認為范士純“提出很多無理要求，影響了城市經濟發展，阻礙了政府規劃的落實，其行為已經構成妨礙”。

2013年6月8日，占地面積36萬余平方米的鞍山海城市原海高周邊地塊拆遷拉開大幕，范士純家1993年從東關街道管理委員會購買的浴池和飲料廠，就位于拆遷范圍之內。

范士純覺得委屈，“沒開過聽證會，只在墻上看到了拆遷通知，在附近學校開了發布會，就開始了動遷”。范家擁有營業執照和納稅證明的浴池，只按18年前房產證上的住宅性質置換。

起訴書中，藝新社區居委會提出的訴訟請求為將兩處房屋從征收區域范圍內遷出。

“這簡直是強人所難，兩處房屋位于一棟五層樓的底樓，如何從整個樓中遷出？”范士純苦笑，覺得這個請求滑稽而荒唐。

與范士純一樣沒有談攏拆遷補償的上百被拆遷戶，都接到了法院“排除妨害”的傳票。范士純和鄰居趕場似地跑海城法院，法院民事庭一上午要排三四家，每家只有一小時左右開庭時間，有的庭審只聽被拆遷人罵了一通就草草收場。

海城法院的法律文書顯示，藝新社區173未遷出被拆遷戶中，有50戶居民在被起訴后，同意了拆遷，達成補償協議，并主動騰出房屋及附屬物，也有123戶沒有同意。

“都是普通老百姓，惹不起政府，也不敢打官司，認吃虧得了”，一個沒有去開庭，選擇簽協議的居民無奈表示。

沒有談攏拆遷補償的張家村村民王朋英和鄰居也都收到了“排除妨害”的傳票，起訴方是所屬的響堂管理區。騰鰲鎮周正村村民沈賀和16戶鄰居收到的“排除妨害”傳票，起訴方則是所屬街道。

以“排除妨害”的形式起訴被拆遷戶，是海城強拆中普遍使用的“快招”。

“不管是國有土地還是集體土地，不管是住宅還是工廠，海城都是用這一套模式進行，至少已經開展四五年”，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紀召兵律師一人就代理了海城40余戶同類拆遷案件。

“新要求”“新舉措”

法院領導積極參與政府拆遷各環節

別號“谷大扒”的谷春立在鞍山主導的大范圍暴力拆遷廣受詬病，留下多筆至今未清的“爛尾”賬(南都8月18日曾做詳細報道)。海城的此種“獨特”拆遷模式也正“興盛”于其主政鞍山時期。

2011年7月7日，時任鞍山市委書記谷春立到鞍山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鞍山中院)調研，當時宋景春從遼陽調任鞍山中院擔任代院長不足三個月。

谷春立就鞍山法院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深入做好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官網顯示。

次年年初，宋景春在鞍山中院工作報告中說，針對國務院《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實施的新情況，急黨委和政府之所急，大膽探索解決問題的辦法和措施，積極參與和促進城市拆遷工作。

報告中還提到，兩級法院領導親自參與政府拆遷工作的各個環節中，積極工作，促進了全市拆遷工作的平穩健康進行。

“海城我去的戶數不下于500家，興海管理區鋼鐵村我去了不下四次”，在海城被拆遷戶提供的錄音中，海城法院院長曹允志談及參與過的拆遷時說道。

早在2004年12月17日，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強調：“法院不得以任何形式參與拆遷，原則上不允許先予執行。”

“鞍山法院通過采取哪些措施參與和推進社會管理創新？”2012年7月，已當選鞍山中院院長半年的宋景春在做客光明網視頻訪談中回答說，“一是做好房屋征收拆遷工作，助推經濟又穩又快發展。”并舉了海城法院作為例子。

針對各縣區動拆遷案件較多、易引發糾紛的實際，當地媒體報道稱，鞍山中院2011年提出三分工作法：“對部分被拆遷人索要高額補償費拒不搬遷人員，政府以排除妨礙起訴的，積極立案受理；將聽證程序納入拆遷非訴執行案件工作，以程序公開樹立司法公信；涉及項目建設開工和居民回遷情況緊急的，經原告申請，依法裁定先予執行”。

“先予執行”模式

此種強拆在國家層面早已被叫停

在被告三個月后，范士純和鄰居在社區的東山墻上，發現海城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書，看到“強制執行”字樣，他們認為官司背后暗藏貓膩。

被拆遷戶的法律文書顯示，法院在審理排除妨害糾紛一案中，作為原告的居委會、街道或管理區，提出了先予執行申請，要求將房屋強制拆除，并由一定數額的存款提供擔保。法院同意申請并做出了“強制拆除”的裁定。

下發裁定后，法院并不接收被拆遷戶們反對強拆的復議申請書，直接下發裁定強拆的法院公告。

“基層政府交的保證金數額有限，就是按照很低廉的不被認可的拆遷標準交保證金”，北京圣運律師事務所主任王優銀律師介紹，他接觸過的海城拆遷案件中，有些保證金在法院根本查不到。

“全國只有海城這個縣級市如此大規模地使用‘排除妨害-先予執行’模式進行拆遷。其他地方有零星這么做的，但一般會被法院直接駁回。”代理過全國28個省份的拆遷案件的紀召兵律師認為，海城拆遷模式走的是“歪門邪道”。

實際上，土地征收、房屋拆遷中的先予執行早已在國家層面被叫停。

2011年1月，最高法曾專門下達通知，要求“對涉及征地拆遷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案件，凡是被執行人尚未超過法定起訴期限的，一律不得受理；凡是當事人就相關行政行為已經提起訴訟，其他當事人或有關部門申請先予執行的，原則上不得準許。”。

次年最高法又頒布規定，對于訴訟案件中原則上不準許先予執行的精神予以重申。但海城被拆遷戶仍不斷接到“先予執行”的裁定。

政府法院“雙簧戲”

違法“合作”模式曾打算推廣

“排除妨害是居委會或街道提起的訴訟，我們是按照民事訴訟法十五條，從支持起訴角度講，在訴訟中有一個請求叫先予執行，我們完全是依法進行的”，海城法院院長曹允志在電話里解釋說，“近幾年有個別被拆遷戶上訪到了中央相關部門，我們都去匯報過”。

紀召兵律師曾與海城法院領導探討過這種模式的合法性，“對方并不承認法院行為違法，反而表示這種方法符合基本的法律精神，還打算在整個鞍山市進行推廣”。

2012年2月13日《鞍山日報》提到，實行一年來，海城市人民法院運用上述方法化解此類案件223件，幫助政府清理土地上百畝，十余個超億元建設項目落地開工。

當地并不避諱政府與法院的“合作”。去年，宋景春在鞍山中法工作報告中提到，“海城法院在解決困擾城市發展的土地瓶頸問題時，用足用好法律，為政府土地整理提供司法保障，保證了數十個重大項目順利開工、建成達產”。

但在法律工作者看來，這一套模式卻屬于嚴重違法。

“在拆遷中，居委會、街道或管理區是無權來‘排除妨害’的，對于基層法院以排除妨害批準—先予執行來強拆百姓房屋的行為，基層法院也構成枉法裁判，應該是法律禁止的行為”，北京市律師協會行政法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王優銀律師分析說。

紀召兵律師了解到，頗具諷刺的轉折點在于，在法院裁定后政府強拆了當事人房屋之后，之前提起的排除妨害民事訴訟不再進行判決，他接觸的被拆遷戶中沒有人拿到過判決書。

藝新社區范士純和代理人也曾去法院追要判決書，沒有判決導致被告無法上訴進行權利救濟，但負責案子的法官告訴他，要判決得有關領導同意，但誰是有關領導則“堅決不能告訴你”。

海城被拆遷戶用“政府和法院唱雙簧戲”來描述自身的遭遇。

“目前只有海城在繼續使用這種模式”，紀召兵律師回憶，三四年前鞍山某區行政庭法官曾透露說，他們也打算從海城引進這種模式，但法官都建議院長不要學，因為這嚴重違反法律程序，法院將承擔很大責任，最終放棄了。

王優銀律師提醒說，使用這種模式進行強拆的基層官員，同樣負有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聲稱為了政府項目使用的邏輯是不成立的，但現在還沒有看到有官員因這種模式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