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歷史問題上，“以史為鑒”的立場，成為中國向國際社會發出的重要信息

1945年，我只有8歲，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當年4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時，我記得校長用楷書寫下了“敵國總統已死，戰爭距離勝利更進一步”的字條，將其貼在學校門口的告示欄上。后來，天皇8月15日的“玉音放送”讓我知道了日本戰敗的事實。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抗日戰爭取得勝利。

日本正因為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而結束戰爭。《波茨坦公告》最初是由美、中、英三國共同發表的。然而，戰后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占領軍是美國士兵。孩子們心中的感覺是，日本“由于偷襲珍珠港開始戰爭，被投下原子彈而一敗涂地”。我們當時還聽說，美國每個家庭都有電影院，洗衣服都是交給機器完成，對這樣的文明國家發動粗暴戰爭，結果只會戰敗。

在日本被稱作“大東亞戰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世界上也被稱作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納粹德國、意大利法西斯政權之間結成聯盟，作為軸心國開始做稱霸世界的美夢。三國之中，德國和意大利位于歐洲，日本位于亞洲。對當時的日本來說，確立亞洲霸權的最大障礙來自中國。對臺灣和朝鮮半島進行殖民地統治，還成立“滿洲國”，攻入南京，日本一步步擴大侵略。中國在失去當時的首都南京之后并沒有屈服，而是通過國共合作形成抗日統一戰線。正因為如此，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翼。日本之所以最終戰敗，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發揮的關鍵作用分不開。

1955年4月，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通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令我耳目一新。這十項原則以1954年4月中印兩國在北京簽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后者具體是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年6月，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尼赫魯會談之后，雙方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是指導兩國關系的原則，而且共同倡議將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一般國際關系的原則。這是中國對戰后世界發出的重要信息，也可以說是巨大的國際貢獻。

戰后，日本在美國的指導下，將那場戰爭稱為“太平洋戰爭”，禁止使用“大東亞戰爭”一詞。正如此前所述，我當時也認為日本是在與美國的戰爭中失敗了。1951年，美國與日本在舊金山簽署《舊金山和約》，這被日本一些人認為是日本戰后處理的基礎。然而，這次會議，沒有邀請任何中國和朝鮮的代表，成為了一次“片面講和”。從《舊金山和約》中，人們找不到關于“歷史認識”的詞匯。

在1972年9月發表的日中聯合聲明在前文部分稱，“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是關于日本戰后處理的國際文件中，首次寫入“歷史認識”相關內容。在日本歷史問題上，“以史為鑒”的立場，成為中國向國際社會發出的重要信息。

　　（田中宏 作者為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