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射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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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弓箭的誕生，漢字中有了一個新字——“射”。

在甲骨文中，“射”字就是箭在弦上，箭頭或向左，或向右；金文出現后，“射”字的箭頭統一向左，并在箭尾多了一只手；篆文將弓變成了“身”，箭變成“矢”，最后，手狀的“寸”又代替了“矢”，“射”字就這樣形成了。《說文解字》曰：“射，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從矢從身。篆文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

從黃帝與蚩尤大戰于涿鹿，到后羿射九日、刑天與帝爭神等神話傳說，無不反應了人們對軍事武功的崇拜。進入階級社會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無論祭祀還是軍事，弓箭都扮演了無可替代的核心位置。

關于弓箭的記載不絕于史，比如《國語•楚語下》：“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夏官司馬?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周禮•夏官司馬?射鳥氏》：“祭祀，以弓矢驅烏鳶”。在《白虎通•鄉射》中甚至記載，“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這已經將弓箭文化提升到幫助“陽氣”與萬物生長的宇宙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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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常常被賦予神圣的宗教意味，箭矢具有神秘的巫術力量，如《周禮•秋官司寇•庭氏》中記載：“庭氏掌射國中之夭（妖）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禮記•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故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彎弓射箭作為考核人才的標準，不僅僅只是一種技藝。

“孔子復周禮”，以能射者為尊，“射”甚至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為賢德的尺度，“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孟子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在儒家看來，“射”與“仁”、“禮”有著密切的關聯，“故事之盡禮樂而數為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務焉。”射箭完全是一種禮樂教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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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射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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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作弓矢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尚武成風的商周時代，弓箭被賦予了深刻的人文內涵，被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制度——射禮。

按照《禮記•射義》的解釋，射禮不僅選拔一般的人才，即使貴為諸侯，也要通過射禮來選拔。“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商周貴族普遍推崇射禮，尤其是大射禮和鄉射禮，在當時貴族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射藝還在以“六藝”為主要內容的奴隸主貴族階級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射”是指五種射技，依次為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和井儀。白矢是箭穿靶子而箭頭發白，表明發矢準確而有力；參連是前放一矢，后三矢連續而去，矢矢相屬，若連珠之相銜；剡注是說矢發之疾，瞄時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是臣與君射，臣與君并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是指四矢連貫，皆正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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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官制中，“射人”是一個重要的職務，他們除了掌管射儀之外，重要的人事安排也都由其掌管，并負責祭祀、朝聘、出征、大喪等重要禮儀。即使到了秦漢魏晉和隋朝宋朝，沿襲自“射人”的“仆射”一職仍為諸官之長。

周禮提倡以射觀德，由此產生了射禮。“射”字是包括“身”和“寸”。“寸，法度也，亦手也”；“身”即人身，“射禮”就是為了樹立人的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弓箭從一種技術被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并成為一種具有高度審美的禮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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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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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禮文化中蘊含著中國傳統的封建禮法和強烈的宗法等級教育，君臣之分，長幼之序，充分體現在隆重的射禮活動中。《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射禮分為大射、賓射、燕射和鄉射，每一種射禮都有嚴格禮節要求。

射禮起源于“借用狩獵來進行的軍事訓練”（楊寬）。射禮的箭靶一般用布做成，當中以獸皮做成鵠，以射中和射穿為比賽內容，故稱“主皮之射”。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中指出，“禮射”源于“主皮之射”，“武王克殷后，以推行‘禮射’就代替了純粹的‘主皮之射’”；因為“禮不下庶人”，庶民依然流行“主皮之射”。

孔子以射觀德，對“主皮之射”深不以為然，“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說，比賽的射手之間力氣大小不一樣，不必非要射中，更不必要射穿標靶。禮射注重的是人的品行，射以養德，古老的傳統不主張射穿其皮，只要能射中目標即可，甚至稍微偏一點都是可以的。可見孔子時代“禮射”早已超越“主皮之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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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孔子呼吁重建西周初年的“禮樂”，因此他對射禮推崇備至：“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按照射禮的要求，所謂“不鼓不釋”，射箭的人只能在鼓樂配合時射中才能稱作“獲”。

傳統射禮皆射三次，第一次射，但取合禮。第二次射，始取主皮。或謂射穿其皮，或謂中而不穿。第三次射，聽鼓樂之節制，則合于樂。三射以合禮樂為上，主皮次之。據說孔子本人就是一位“矢無虛發”的射箭高手，《論語?述而》中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禮記•王制》中說：“習射尚功。”即射禮的意義在于練功尚武。因此說，射禮歸根到底還是一種尚武文化，“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樂，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爭”。從“射不主皮”到“主皮之射”，后世江河日下，以弓箭為殺人工具，自然追求力道和射穿。在文昌錦繡的宋帝國時代，王安石曾以射禮傳統，倡議尚武之風：

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于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茍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禮樂祭禮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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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賢六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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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射禮而言，當一種技藝被上升到一種嚴肅文化時，其技藝本身往往也會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荀子云：“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國語•晉語》載，當時的“射御足力”列為“五賢”之一，備受尊重。

法家的代表人物——魏國李俚甚至以射箭來裁決法律糾紛，如果射不中就判敗訴：“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結果法庭變成了射箭場，告狀變成了射箭比賽。“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人之善戰射也。”

時人普遍認為“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果一戶人家有男兒出生，就要在門的左邊懸掛弓箭。國君世子出生，還要讓“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射禮也成為中國“大學”的開始，即辟雍。《韓詩說》謂：“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白虎通辟雍》說：“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當時的“大學”或者“辟雍”，實際就是貴族舉行鄉射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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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陽婦好墓葬中出土多件弓形器和箭鏃可以推測，墓主“婦好”擅長射箭，而且她的封邑也盛產弓箭手。學者劉正認為：“在殷周時代，‘射’可能并非男子專職，女子也會參加此活動。在《射女壺》銘文中，有‘射女’一語可以為證。殷周時代女人習武習射參加戰事和祭祀是常例”。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模式基本是官師合一、政教合一的精英教育。貴族精英文武兼修，他們的義務就是政治和戰爭。所學“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按照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說法，“六藝”中的射和御是對付國家和民族矛盾，禮、樂、書、數是對付國內階級矛盾。

顧頡剛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寫道：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其實非特“序”為肄射之地，他三名皆然。“校”即校武之義，今猶有“校場”之稱。庠者《王制》言其制曰：“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是“庠”亦習射地也。學者《靜殷銘》曰：。王令(命)靜嗣(司)射學宮”…初所謂“學”者即射，學宮即司射之地耳。”…《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禮有大射、鄉射，樂有騶虞、貍首，御亦以佐助田獵，皆與射事發生關聯。其所以習射于學宮，馳驅于郊野，表面周為禮節，為娛樂，而其主要之作用則為戰事之訓練，放六藝之中，誰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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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崩樂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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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致的時代，然而貴族階級之必需崩潰，平民階級之必需崛興，實乃此種文化醞釀之下應有之后果。”射禮是以射箭來弘揚禮文化，射只是末，禮才是本。

“古之為軍，臨大事不忘大禮”，戰爭同樣被賦予高尚古樸的禮文化。孟子講過一個春秋時代的故事：

鄭國派子濯孺子侵入衛國，衛國派庚公之斯追擊他。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不能夠拿弓，我死定了。”又問給他駕車的人說：“追我的人是誰呀？”駕車的人答道：“是庚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說：“那我不會死了。”給他駕車的人說：“庚公之斯是衛國著名的射手， 先生反而說不會死了，這是為什么呢？”子濯孺子說：“庚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學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個正直的人，他所選擇的朋友也一定正直。”庚公之斯追上來了， 問：“先生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疾病發作，不能夠拿弓引箭。”慶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術反過來害您。不過，今天這事是國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于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打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發了四箭然后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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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檀弓》中還講了一個禮與殺人的故事。春秋時楚國的兩位武士驅戰車追趕撤退的吳軍。追上后，陳棄疾對工尹商陽說：“這是國君（國家）的事情呀，不能怠慢，您怎么不親自張弓？”工尹商陽只好親自張弓，陳棄疾又說：“你射呀。”工尹商陽就放箭射死了一個人。同樣又這樣對話，又射死了兩個人。每射死一個人，工尹商陽就去親自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射死三個人后，工尹商陽讓他的車夫停下，說：“上朝不能坐下，宴會不能參與（他當時級別不夠），殺了三個人，已經足夠回去交差了。”孔子贊賞工尹商陽說：殺人之中亦有禮。

春秋末期，禮崩樂壞，詭詐之術與厚黑之學濫觴。公元前638年泓水之戰成為禮文化的最后絕唱，宋襄公以仁義之師，等待楚軍渡河后列好陣勢，才下令出戰，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中箭，半年傷重而死。公元前496年，越國軍隊射死吳王闔閭，其子夫差滅越，越王勾踐入臣于吳。吳王病，勾踐用范蠡計，入宮問疾，嘗吳王糞以診病情，吳王喜，勾踐遂得赦歸越。勾踐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完全背離了傳統的人格理念，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禮制的崩潰使弓箭文化成為一種平民化的暴力美學，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沒有什么義與不義，只有勝或者不勝。隨著與傳統貴族分庭抗禮的游士階層崛起，戰國時代雖然世道離衰，但物力進步，因此堪稱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